編者按:
護生的對立面是荼毒生靈。豐子愷反對那種庸俗的目的論,他認為:“原來宇宙萬物,各有其自己獨立的意義,當初並不是為吾人而生的。…… 美秀的稻麥招展在陽光之下,分明自有其生的使命,何嘗是供人充饑的?玲瓏而潔白的山羊、白兔點綴在青草地上,分明是好生好美的神的手跡,何嘗是供人殺食的?”據他在《憶兒時》一文中的自述,兒時有三件令他不能忘卻的事:養蠶、吃蟹、釣魚。其實,兒時記憶多得很,何以獨獨說此三事不能忘懷?就因為它們都是“生靈的殺虐”,使他永感懺悔。
細思之下,護生涉及到一個非常現實也非常棘手的問題,即吃葷吃素的問題。吃葷就要殺生, 這與護生直接相違。進一步,植物也有生命,那麼,是不是連素都不可以吃呢? 這些都是當時人就已經提出的置疑。豐子愷曾經轉述過時人的置疑:“後者以為一滴水中有無數微生物,吃素的人都是掩耳盜鈴;又以為動物的供食用合於天演淘汰之理,全世界人不食肉時禽獸將充斥世界為人禍害;而持殺戒者不殺害蟲,尤為科學時代功利主義的信徒所反對。”
應該承認,這些置疑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將護生主張絕對地貫徹下去,葷當然不可以吃,而素也應該在禁食之列,甚至連水也不能喝,因為水中有無數看不見的微生物。而實際上,如我們所見除植物以外,一切生命的延續皆倚仗其他生命的破壞。若根本不破壞任何生命,則亦無生命可以延續。比如,虎食羊,羊不能全其生;虎不食羊,則虎不能全其生。同樣,人要存活,也不得不消耗其他一些生命(動物或植物)。這是生命界的內在衝突,也是一個真正的難題。
作为护生的理论主张者,丰子恺必须对此做出解答。那么,他是否对这些置疑做过比较圆满的理 论回应呢?我们可以看到,丰子恺曾撷取儒佛两家的思想资料来加以回应:“佛家戒杀,不为已杀的三净肉可食。儒家重仁,不闻其声亦忍食其肉,故君子远庖厨。吃三净肉和君子远庖厨,都是‘掩耳盗铃’。掩耳盗铃就是‘仁术’。”佛教戒杀生,但一般允许食用三净肉。
《四分律》是我國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佛教戒律,其中卷42規定:“若見為我故殺,若從可信人邊聞為我故殺,若見家中有頭有皮有毛,若見有腳血,又複此人能作十惡業常是殺者,能為我故殺,如是三種因緣不清淨肉不應食。有三種淨肉應食。若不故見、不故聞、不故疑,應食。若不見為我故殺,不聞為我故殺,若不見家中有頭腳皮毛血,又彼人非是殺者,乃至持十善,彼終不為我故斷眾生命,如是三種淨肉應食。”此處翻譯上有些小問題,嚴格地說,不是三種淨肉可食,而是同時滿足三個條件的淨肉可食:不見為我故殺、不聞為我故殺、不疑為我故殺。這三個條件其實可歸結為一條,動物不是因為我而被屠宰,因此,動物的死與我無直接關係。
“君子遠庖廚”的訓示出自《孟子· 梁惠王上》,即是說肉可食,但不可親自宰殺動物,亦不可帶著欣賞性的眼光去圍觀動物被宰殺時的觳觫之狀。在此,豐子愷強調,即便吃葷屬掩耳盜鈴(因為食肉者必知前有殺生之事),它還是仁心的發顯(因為動物非因我而死,我亦不忍見其臨死時的慘狀)。如此一來,吃葷並不必然妨礙提倡護生,吃素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我認為吃素吃葷真是小事,無關大體。”
在抗戰時期,護生主張還關係到另一個現實問題,即是否可以抗戰殺敵。豐子愷的老同學曹聚仁稱《護生畫集》可以燒了,因為若將護生主張貫徹下去,將導出不可殺敵的結論。豐子愷對此論頗為不屑,他在1938年集中寫了一批文章為自己的護生主張進行辯解:“說者大約以為我們現在抗戰,正要鼓勵殺敵;倘主張護生,就變成不抵抗,所以說該書可以燒毀。這全是不明白護生之旨及抗戰之 意的緣故。我們不是侵略戰,是‘抗戰’,為人道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我們是以殺止殺,以仁克暴。”
在“我們為什麼要‘殺敵’?因為敵不講公道,侵略我國;違背人道,荼毒生靈,所以要‘殺’。故我們是為公理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人道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我們是‘以殺止殺’,不是鼓勵殺生。我們是為護生而抗戰。”應該說,豐子愷的辯解是非常雄辯的,因為事實是日寇荼毒生靈,違背了護生的原則,而我方抗日正是為了護生。相形之下,曹氏之論顯然是對護生的極大誤解,其背後是一種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機械思維模式。
豐子愷旋即又強調:“但這也是暫時的。等到暴敵已滅,魔鬼已除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停止了殺伐而回復於禮樂,為世界人類樹立永固的和平與幸福。”這裏是說,戰爭本身不是目的,戰爭只是作為手段,其目的恰恰是止戰止殺、爭取和平。因此,戰爭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選擇的下策,而且應該事成即止,這也很好地貫徹了護生的宗旨。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豐子愷護生主張之本旨。豐子愷再三強調:“護生就是護心。愛護生靈,勸戒殘殺,可以涵養人心的仁愛,可以致世界的和平。故我們所愛護的,其實不是禽獸魚蟲的本身(小節),而是自己的心(大體)。”“《護生畫集》之旨,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長養仁愛,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養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說‘護生’就是‘護心’。頑童一腳踏死數百螞蟻,我勸他不要。並非愛惜螞蟻,或者想供養螞蟻,只恐這一點殘忍心擴而充之,將來會變成侵略者,用飛機載了重磅炸彈去虐殺無辜的平民。”綜上,從時人的置疑與豐子愷的辯解中可以看出,豐子愷悲悼的不僅是生靈被殘殺,更是人性的喪失。他宣導護生,目的不在於禁殺動物乃至繁殖動物, 而在於養得一顆和平仁愛的心,然後將此心擴充開去,造就一個萬物皆悠遊的世界。
豐子愷認為,就其原初狀態而言,世界是一個真善美的世界,一個曼妙的世界。他在早年寫道:“不但花月,一切自然,常暗示我們美和愛:蝴蝶夢縈的春野,木疏風冷的秋山,就是路旁的一草一石,倘用了純正的優美又溫和的同感的心而照觀,這等都是專為我們而示美,又專為我們而示愛的。”豐子愷執著地呼喚著人間世的“春天”。春天,一陽複始,貞下起元,最能體現天地好生之德。可人欲的膨脹造成人我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和衝突,此時充斥的是嚴冬時節的殺伐之氣,因而與春的精神相左。豐子愷認為,沒有止境的貪欲是人類社會一切禍亂的總根源。他感慨道:“自然永遠調和、圓滿而美麗。惟人生常有不調和,缺陷與醜惡的表演。”
豐子愷認為:“能把自然當作人看,能化無情為有情,這便是‘物我一體’的境界。”豐子愷本人就是一個“能使無情盡有情”的典範,他的“多情”使他保有孩子般的天真,以此觀照世界,世間一切都變 得那麼有靈性,與他息息相通。在他看來,草木蟲魚亦有知。《護生畫集》第5集中的《救護》畫的是兩只螞蟻相互救助,豐氏題詩雲:“始信含識者,無不具人性。”在畫集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大量靈豬、義犬之類的漫畫。豐子愷慨歎,禽獸尚且有人性,而很多人卻喪失了人性,反倒不如禽獸:“我寫到這裏,忽把‘它’字改寫為‘她’,把‘前足’改寫為‘手’。排字人請勿排錯,讀者請勿謂我寫錯。因為我看見這熊其實非獸,已經變人。而有些人反變了禽獸!”的確,“我”而多情,則視物可以如人;“我”而薄情,則視人亦只如物。豐氏的這類漫畫及隨筆,無非是啟示世人超越小我,視廣大宇宙為與我感通的大生命,從而去加以護惜。在他看來,人有人生觀,貓亦不妨有貓生觀。其《物語》一文直接讓動植物(葡萄先生、南瓜小姐……)出場,代言萬物平等、各正性命之理。
本文轉載自靈隱寺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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