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慧法师：当代台湾“人间佛教”发展之回顾与前瞻(下)

人间佛教的僧俗伦理当代台湾人间佛教发展之回顾与前瞻(下)

释昭慧

【接续第81期】

八、人间佛教与四众伦理

面对佛教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男性沙文主义与僧伽本位主义,人间佛教是否只能维持妥协的局面,以求取相安无事?还是愿意跨出步伐,本诸佛法的清净意念、仁爱情怀与平等精神,来建构一个性别平等、僧信平等、四众互助共事的菩萨教团?这是人间佛教内部的重大挑战。在本节中,笔者将分别论述人间佛教在性别议题与僧俗关系这两方面的理念与行动。

(一)性别平等运动(略)1

(二)倡言僧俗平等论

僧尊俗卑还是僧俗平等,这又是佛门中的一大伦理争议。

1927年,支那内学院创办人欧阳竟无居士,提出凡诸居士非僧类、非三乘、非福田、非师范、不应说法、不应阅戒,比丘不可就居士学、绝对不礼拜、不可与居士叙次等传统说法,皆是有违经义的谬论。2此一说法,引起了太虚大师的不满,曾发表〈与竟无居士论作师〉一文以驳之。3

1.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

倡导人间佛教的印顺导师,当然读过双方交锋的文章。他并没有立即加入论争,但在二十六年之后的1953年间,却写下了迄受居士佛教推崇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一文,以极正面的态度看待居士佛教的发展,甚至寄佛教复兴之厚望于居士佛教。他在该文之中劈头就说:

复兴中国佛教,说起来千头万绪,然我们始终以为:应该着重于青年的佛教,知识界的佛教,在家的佛教。在这三点中,在家的佛教更为重要。(《教制教典与教学》页82)

他指出,在家佛教的发展,决非是佛教的衰落,反而是佛教复兴的契机:

中国佛教的前途,我们热烈的寄望于在家佛教的发展!(《教制教典与教学》页93)

无论是站在任何立场来加以检验,他都认为僧俗平等:

大乘佛教,在家菩萨比起出家菩萨来,无疑的占有更重要的一席。佛教不但是出家人的,信仰、修学、证得,无论从那一点去看,出家与在家,可说是完全平等。(《教制教典与教学》页82)

通篇之中,他从教典、古代历史与近代事实双向考察,举《阿含经》的质多长者、大乘经的维摩诘居士、胜鬘夫人,古印度的胜军论师,近代中国的杨仁山、欧阳渐与锡兰的达磨波罗长者等诸大德居士为例,认为在家佛弟子当然亦能弘扬佛法,主持佛教。正信正见的大心居士,出家众不应反对他。针对白衣上座会导致出家佛教衰弱的疑虑,印顺导师也明理地表示:

如在家佛教发展,而出家佛教衰落到无法存在,这不是别的,问题在出家众本身的没落,自身不能适应时代而发扬佛教。如出家众自身健全,深入佛法而适应众生,那一定会与在家佛教携手并进。而且在佛教中,始终会居于领导地位的。(《教制教典与教学》页90～91)

想来导师在佛教中,始终会居于领导地位之言,应是善意安抚那些担心领导权旁落的出家众。事实上,类似出家众或在家众,谁应居于领导地位的争执,在笔者来看,都夹杂着某种程度的竞胜心或虚荣心。倘若将弘法事业当作报三宝恩与众生恩的义务,僧俗二众只应想到适才适所,大可不必计较是谁居于领导地位。

笔者发现,大男人主义也好,比丘中心主义也好,其实都是深重的慢烦恼,是一种骄慢的阶级意识。具足这种心态的比丘,对付比丘尼,就祭出不平等条约的八敬法;对付下座,就端出戒腊的利器;对付沙弥与居士,就摆明似是而非的僧事僧决论。对象不同,骄慢的心态是吾道一以贯之的。

因此继印顺导师的僧俗平等主张,笔者乃进一步针对僧事僧决或白衣不得研律之类说词,予以驳斥。

2.僧事僧决新诠

原来律典规定:出家众在作法羯磨(开会)的时候要清场,不但白衣不能参加,连未受大戒的沙弥、沙弥尼亦应离席,这就是所谓的僧事僧决。

笔者认为,某些场合,特别是布萨的时候,不但要诵戒,而且在诵戒之先,还要有举罪或发露过失的内部检讨会。这样的场合,如果在家众或是沙弥、沙弥尼在场,他们既不必尽义务接受戒律规范,却有权利在旁边作壁上观,说长道短,这对于在场被举罪或发露过失而求忏悔的比丘僧尼而言,当然是很不公平的。因此羯磨清场的规定,让义务与权利对等,这是有其公正性原理的。

即使将非成员清场的僧尼自尊保护政策,上纲为成员共同决策的所谓僧事僧决,笔者依然认为,这只是权利义务对等的社团基本常识,而不是为了彰显僧尼的特权或地位。不只在佛教僧伽中如此,一般团体正常的运作也是如此。正常情况之下,每一团体内部事务,本就应由每一团体的内部成员来共同决策也许是用代议制,也许是用全体成员直接民主的制度。

然而出家人还是应该接纳居士或外界的诤言,即使有人批评,也应抱持有则改之,无则嘉勉的态度,而不宜曲解僧事僧决的原意,以它为挡箭牌,堵塞善谏之门,杜绝居士或社会人士的攸攸之口,或是用以抬高自己的地位。4

3. 平议居士研律

同样的,针对白衣(或沙弥、沙弥尼)不得研律之说,笔者亦曾撰为〈沙弥尼学戒不构成戒障辨〉一文,认为这种说法找不到律典上的证据。

而且根据律典的记载,以及笔者在学团中实际领众的经验,笔者以为:沙弥(尼)乃至未出家的学法女,以一修道见习生的身份,踏入道场,就要学习比丘(尼)所应具足的种种规戒,而不能以为只须持好六戒、十戒即可,否则岂不是形同一国两制?倘若没有长期养成持种种戒的生活习惯,一旦受戒,临时又哪里可能记得起这许多戒相?一旦毁犯,即须定罪,那岂不是不教而杀谓之虐吗?

有许多出家人,不愿让居士研律,认为一旦居士知悉了具足戒法的全盘内容,也许就会看不起比丘(尼)。笔者反倒是认为,居士如果能了解毗尼规范与制戒原委,才会真正知道凡夫僧的生活方式,而不会把比丘视同圣人,做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订出莫名奇妙的高标准。

进以言之,如果律师本身都将僧尼戒律,诠释成几乎只有圣人才可以持守的一门高难度功课,那当然难怪居士会拿这样的标准来看轻僧尼。实则戒法是生活的一部份,讲戒讲到每个比丘(尼)都自认为持守不住,只好隐瞒戒法内容,以免遭致轻慢讥嫌,这必然是诠释的方法出了问题。

依笔者之研究,戒经所举戒法,除了不非时食与不持金银等少数戒法,在此时此地的佛教普遍开缘(破例)之外,其他都可以透过诠释以把握其精神,运用于僧伽生活之中。而开缘的部分,也大可以开诚布公,客观地分析其开缘原因,以及现时代所能因应的最好方式。

因此笔者曾着专文,坦然劝诫僧尼:

千万不要以为:人家知道了会讥嫌,所以索性不让人知道。我们做不好,而把人家眼睛盖住,不让人家来取笑我们,这是什么心态!作为世间的君子者,尚且要能不文过饰非\;修道人更是不要把自己的过错覆藏起来,才会有自新的机会。

更何况,要令人不知,在技术上也无有可能,因为,喜轻慢人者,哪会待到全部戒法内容都知道了,才产生对僧伽的慢心?烂苹果吃了一口也知道它是烂的,还要整颗啃下去才恍然顿知其烂吗?君不见,那些数落我们人人破戒\的门外汉,但举沙弥戒中的不非时食与不持金银戒,就已嫌死我们了!那沙弥戒如此公开化,你能叫他们连沙弥戒也不准知晓吗?

行有不得,则反求诸己。作为居士者固不宜养成\慢僧恶习,做为僧尼的我们,也还是要平实面对持戒的诸般疑义,而寻求合法合律的解释,不宜以戒障为面对小众的护身符。5

4.新婆罗门族借尸还魂

回顾两千六百年前,佛陀在婆罗门教已为显学,而且等同于国教的氛围之中,毅然提出四姓平等的革命性言论,拒绝接受诸如婆罗门至上之类的《梵书》成说,并以身作则地创立了四姓平等而依入僧受戒先后序次的教团,这原是一项宗教史上的大突破。

在自然情况之下,信众源于对佛法与修道人的敬信之心,难免是会尊崇比丘(尼)的。讵料自发性的礼仪,久而久之形成惯例,继而被比丘们定格而为制度,并予以扩大解释,于是以僧事僧决或白衣不得研律之类说词,极尽所能地高抬僧人的地位。又复动辄将居士弘法,鄙为白衣上座,俨然将承挑如来家业,视同僧人独拥的禁脔或特权(而非报答三宝、护念众生的义务)。笔者以此不免浩叹:这些倡言僧尊俗卑(或男尊女卑)论的比丘,实无异是借尸还魂的新婆罗门族。

九、发乎论诤而止乎无诤(略)6

十、千山竞秀的人间佛教(略)

十一、结语

当代台湾人间佛教对社会与人类的贡献,不只在于它的事功绩效,更在于它对佛教内部与社会大众所引发的观念革命。它证明了利他主义的可行性,而且在以权利作为基调的公民社会之中,加入了感恩面向的思维。特别是慈济的感恩文化,在布施行中,不但不以施恩者自居,反倒是充满着对受施者的感恩心。

利己主义的思考模式,认为人必然是自私的,因此有必要以自私为出发点,来解决问题。然而事实证明,自我中心不能带来更大的平安,只会在强弱与贫富悬殊的境遇中,增加更多的怨怼与仇恨,卒至形成社会的纷争与不安。因此,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公正原则获得了重视,二十世纪以后,先进国家更逐渐把原属人道、慈善的社会福利,视为国民应得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发展所应遵循的政策和措施,而非一项德政。然而公正原则倘无仁爱力量的推动,则将形成抢取权利而不重视付出的社会。

依佛法而言,布施者确实应该学习着以无私、无我,不求回报的心态来对待受施者。然而面对布施者的付出,受施者倘若欠缺一份感恩之情,理直气壮地当作是自己应得的权利,好似一切获得都属理所当然,那么,他的人生也将减损了幸福与快乐的泉源。权利导向的思考,原是为了确保社会福利服务之提供,但少了布施者无私与受施者感恩的两大要素,则社会福利服务热诚的活水源头,终将宣告枯竭。

台湾社会目前就有这种人情浇薄而社福资源拮据的隐忧。幸好台湾还有蔚为另一主流思潮的人间佛教文化,调节其间,创造以包容替代对立、慈悲没有敌人7的新文明。不只如此,笔者觉得,他们也在创造一种以感恩论替代权利论的新观念。这正是当代台湾人间佛教的最大贡献。

此外,种种围绕着人间佛教的外部挑战(如政教关系)与内部挑战(如性别伦理与僧俗伦理),确实非常棘手,也往往引爆极大的争议,但倘若人间佛教面对此诸议题的相关主张,经得起教证与理证的严格检验,更能落实而为改革佛教或嘉惠苍生的有利行动,那又何尝不可转化而成当代台湾人间佛教仰契佛陀本怀,回应普世价值,引领时代思潮的重要养份!这与本文第三节所述强邻环伺下所激荡的忧患意识,正好可以对照理解。

而人间佛教的思想与路线之争,无论是出自人间佛教与传统宗派之间,还是出自人间佛教各教团之间,固然让相关当事人与教团,都被笼罩在一股紧张对立与隐约不安的气氛之中,然而只要能从论诤的脑力激荡过程中,自我反思、自我成长,并设身处地尊重论敌的人格与主张,久而久之,自能从负面意义的对立,进而产生正面意义的对话,从论诤出发而达于无诤。

最后,从佛法化世的功能性而言,佛教总体呈现诸如缘起性空、虚妄唯识与真常唯心;汉传、南传与藏传佛教,入世与出世,此世与他方;唯心净土、他方净土与人间净土的多元面向,反而能广为度化各类不同根基的信众,这原未必是坏事。从佛法的缘起论而言,多元型态的思想与实践,符应各种不同根机,这何尝不是缘起法性的如实展现呢?因此,笔者认为:人间佛教各大教团,须有千山竞秀,万壑争幽的恢宏气象,让一切诤辩在同情共感与理性对话的前提下,善意提醒论敌,谦逊反省自己:从论诤出发,而止于无诤三昧的圆成。

九十四年八月五日凌晨,于尊悔楼

发表于二○○五年九月一日《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