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严咒楞严经的历史渊源

《楞严》在唐代出现以后,经历过不断被圣典化的历史,这一经典化的过程通常是经由不同信仰共同体以注经的方式不断加入新的内容“制造而成”。《楞严》在宋代开始流行,到明代更是甚为广播,这中间经由内外学的不断诠解而逐渐权威化的过程。

《楞严》在宋代已经广为流布,并成为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标志性圣典,这一点大概是不争的事实。从佛教圈外宋明士大夫对该经的褒贬评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略知一二。苏东坡在“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一文中就把该经奉为大乘中的经中之王,他说“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者”。而象宋宰大臣王安石、张无尽等都为之疏解,可见其影响之甚。

另外,宋代理学家对《楞严》的流行也有所反弹,其中最明显的如朱熹辟佛时,反复提到的几部有代表性的佛典中就有《楞严》,并把《楞严》看作是中国佛教的代表性论典:“佛书当中唯此经最巧”,“佛初只有《四十二章经》,……至《楞严经》做得极好”。于是辟佛在朱熹的批判策略中就几乎成了辟《楞严》了,在他看来,只要把《楞严》驳倒,整个中国佛教的价值也就不言自明。朱熹这样说“如《楞严经》前后只是说咒,中间皆是增入,盖中国好佛者觉其陋而加之耳”。又说:“如《楞严经》当初只有那阿难一事,及那烧牛粪时一咒,其余底皆是文章之士添。”

显然,《楞严》被解释为粗浅的一类咒术,根本没有思想的意义。朱熹对《楞严》的批判,从反面表示了该经在社会思想中的流行状况。有明一代,《楞严经》权威性的确立甚至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如明太宗就曾“遴选精通楞严经旨者”入宫讲学,这对《楞严》经典化的历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重要的事件,可以想见该经在当时所具有的影响力。于是,不仅佛教内各宗解释和讲说《楞严》者不计其数,即使一般士大夫疏解《楞严》者也是“层见叠出”。特别是明代中叶朱学的权威逐渐式微,而随着阳明学的发展,“佛教与阳明学相互补助的路打开了”,《楞严》更为广泛深入地与儒家心学之间发生了联系。

疑伪经(或所谓中国撰述经典)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有着相当深远的意义,国内学界对疑伪的研究,无论是从问题意识还是方法论方面都还有许多未发之覆。有趣的是,作为疑伪经的《楞严》在宋以后中国佛教义学的建构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中国化佛教思想论述的合法性根据之一。华严、天台两家积极地疏注《楞严》,正是以此来完成对佛教的中国式理解。有趣的是,他们在对《楞严》进行理解和解释中,都广泛地应用到疑伪经论,特别是《起信》和《圆觉》,从而形成了“经中有经”(canonwithinacanon)而又以伪解伪的解经传统。

其实,中国佛教内部对疑伪经的态度最初都是“以为深戒”和“慎而察焉”的。从早期的经录来看,中国学僧对经典中的问题都是“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校,得便摒之,僧法无纵”的。就是说,早期中国佛教学僧认为疑伪经对佛法的传承有严重破坏,于是他们对佛经的真伪有很严格的剖判,不容真伪杂处。

疑伪经与中国撰述是有密切关系的,真经的标准之一必须是舶来品的翻译文本。不过,这一判准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中逐渐有了变化。有学者发现,中国佛教经录对疑伪经的判定标准经常是主观性的,以至于有关经典的合法性判据也随时境迁,变化多样。而最为值得注意的就是,真伪经典的判定标准并不都是单一地从起源的历史学意义上去进行考察,而是更加看重经典内容的判释方面。即是说,很多经典虽然并不是佛陀亲口宣说的记录,然而,这些在佛教传统中仍然被看作是“佛陀真实言传”,原因在于“他们体现了佛教的真精神”和义理上的一致性,而且更易于为人所接受,接近于时代的需要。

疑伪经与中国撰述是有密切关系的,真经的标准之一必须是舶来品的翻译文本。不过,这一判准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中逐渐有了变化。有学者发现,中国佛教经录对疑伪经的判定标准经常是主观性的,以至于有关经典的合法性判据也随时境迁,变化多样。而最为值得注意的就是,真伪经典的判定标准并不都是单一地从起源的历史学意义上去进行考察,而是更加看重经典内容的判释方面。即是说,很多经典虽然并不是佛陀亲口宣说的记录,然而,这些在佛教传统中仍然被看作是“佛陀真实言传”,原因在于“他们体现了佛教的真精神”和义理上的一致性,而且更易于为人所接受,接近于时代的需要。

思想本身的真伪成为判释的关键,于是很多从记录上来看来历不明的经论,只要在义理上被许可,特别是那些为中国化佛教宗系所普遍接受和一再解释的典论,就逐渐获得了合法性。如在《法经录》里面作为疑伪的《仁王》、《梵纲》、《起信》等经论,由于在中国佛教义学的传承中被经典化了,到了《开元录》中就仿佛成为“渊源有自”的真经了。于是中国佛教疑伪经的创造就不单纯是一个文本真伪的考订问题,而成为重要的思想史事件。疑伪经的出现不只是一种论述方式的变化,它通常代表了新的“中国式正统性”(siniticorthodoxy)佛教思想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