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我国，原系因应佛教徒之需要，而发达于文化圈。由印刷遗物而推论，最古或为隋代所刻，然年代不详。日本方面，于神护景云四年（770）所刻成之百万塔陀罗尼，为日本最早之印刷品。我国方面，唐咸通九年（868）所完成之“金刚般若经”，为最早之印刷品，亦为现存世界上最古的雕版经本印刷品，其扉页之“祇树给孤独园图”，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其刻工技术之进步，世人共誉。
然有组织之大部佛典印刷系于进入十世纪之后，以四川最为发达；佛教大藏经之最初印刷，亦于十一世纪末之四川地方开版，后分送至各地之大寺院，其时所印之经典皆为汉文佛典。宋、元、明印行之大藏经皆系木版雕印本，自民初之频伽藏乃开始使用铅活字印刷。又于元朝统治中国之时，回纥文与西夏文之佛典亦有印刷本，此因元朝之领土包括回纥、西夏，且同为戎族，元室乃特为彼等印刷回纥文与西夏文之佛典。当时负责从事此项工作者，则为元朝种族政策下备受歧视之汉人，印刷工作全在杭州进行。此外，如朝鲜、安南等地，亦有佛典之刊印。又于出土文物中，亦有少数古代印度语之印刷品，然属于我国系统之印刷术并未流行于印度，直至十九世纪末，印度始有天城体（梵 deva-nāgarī）文字之铅活字佛典兴起。
自九世纪末至十世纪之间，我国内地大量印刷各种佛典，分送至全国各地及中亚等地，其中仅有少数幸存至今。于今中亚所出土之印刷佛典，其初期形式皆为卷子本，如上记所述之“金刚般若经”即为卷子本。自十一世纪顷，始以折本与册子本为主。汉文、回纥文、西夏文之佛典均有折本与册子本，然卷子本之印刷佛典仅有汉文，数量亦不多。
于日本，平安时代南都诸寺皆有法华经、成唯识论之印行，于镰仓时期称此系统所刊印之佛典为“春日版”，其后有高野山关系寺院之“高野版”，与京都禅宗五山之“五山版”，另有以京都为中心之“净土教版”。至室町时代，乃以镰仓为据点，随而普及各地，及至室町末期，遂发展为商贾买卖之出版。印刷活字版之流行，至江户初期始兴盛，此即一六三七年以活字版所印行之天海藏，此后日本之大藏经，亦多用活字印行。此外，刻有图像之印刷术，乃传自唐朝之折佛，自平安末期至镰仓时代皆甚流行，其形大者如两界曼荼罗、涅槃像，小者如颁于寺院之尊影、护符等木板折佛印刷。明治之后，西洋盛行铅活字印刷，木版遂急速衰颓而为铅活字所取代。（参阅“活字版”3880） p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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