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佛陀入灭后，教团中即有论诤产生。未参加第一次经典结集之富兰那（巴 Purāna），即不承认结集之结果。佛陀入灭后一百年顷，毗舍离城之跋耆比丘（巴 Vajjiputtaka）等，与上座部耶舍长老（梵 Yasa）等，为“十事非法”之问题，而引发论诤，遂导致第二次之结集。其后，说一切有部之迦湿弥罗派与健驮逻派；中观派中之佛护与清辨；瑜伽派之月官（梵 Candragomin）与中观派之月称（梵 Candrakīrti）；瑜伽派之戒贤与中观派之智光等，均曾有所论诤。
此外，于锡兰，大寺之上座部与无畏山寺之法喜部，亦曾产生论诤。至于西藏，于乞[口*栗]双提赞王（藏 Khri-srov-lde-brtsan）时代之莲华戒（梵 Kamala-?īla）与唐朝之大乘和尚，亦有一场著名之论诤。在缅甸，相传于十八世纪，偏袒派（巴 Ekajsika）与通肩派（巴 Pārupana）等之间，亦有直接或间接之论诤。
在中国，唐代四分律宗之东塔宗之怀素与相部宗之定宾有新旧两疏之对立，法相宗之慧沼与圆测，南宗禅与北宗禅，北宋时代天台宗之山家派与山外派，四分律宗允堪之会正宗与元照之资持宗，明末杨岐宗之虎丘派与三峰派等，均起佛教内部之论诤。
此外，三国时代亦发生儒、释、道三教间之论诤，而西晋之释道二教论诤，道教常遭论破，遂有道士王浮伪撰老子化胡经之事；东晋时代亦有关于因果报应、神识不灭、沙门不敬王者等之论诤；另如北魏、北周、唐等之破佛毁佛事件，亦常因释道二教或儒释道三教之论诤所引发。唐末之后，三教之论诤渐次形式化，其后虽亦有论诤，然三教融合之说渐占优势。至明代，基督教势力东来之时，智旭等人亦曾撰文对基督教有所论驳。
在日本，最澄、源空、日莲等各宗宗祖与传统教团间皆有论诤；真言宗之“新义”与“古义”，日莲宗之“不受不施”，天台宗之“安乐律”等均曾引发教团内部之论诤。另于教外论诤方面，如佛教传入之初，即与神道产生论诤，至平安朝末期之“神佛习合”，始相容而不悖；然至江户时代，神道家与儒家皆兴起排佛之议，遂造成明治时代之神佛分离。此外，明治以后之佛教界亦常有学术上之论诤等。 p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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